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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李康 湘財證券研究所宏觀研究部 羅文波

勞動力一直是中國引以為豪的資源稟賦之一。隨著市場改革與經濟市場化程度的加深，中國經濟增長進入轉型期，曾經認為永不枯竭的廉價勞動力呈現出逐漸 消失的跡象——農民工工資連年出現較大幅度上漲，沿海地區從2007年開始出現“招工難”、“用工荒”等現象。我們認為，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不是“劉易斯拐點”導致農村剩餘勞動力不足，而是由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同時、彙率升值幅度過小所致。只要中國勞動生產率保持較高的增速，相應幅度的彙率升值就應成為釋放人口紅利的必經之路。在實施積極的彙率政策的同時，可以利用積極的財政政策來抵消彙率升值帶來的負面影響。

一、中國人口紅利遠未結束

根據國際標准，人口紅利通常以撫養比來衡量。撫養比又稱撫養系數，是指在人口當中非勞動年齡人口對勞動年齡人口數之比。撫養比就是指非勞動力人口數與勞動力人口數量之間的比率，它度量了勞動力人均負擔的贍養非勞動力人口的數量。

撫養比越小，勞動力人均承擔的撫養人數就越少，意味著勞動力的撫養負擔就越輕，人口結構中的勞動力稟賦越有效。國際慣例認為撫養比的臨界值為 0.5。當一個國家人口撫養比低於0.5，我們往往會認為國家正處於人口紅利期，若撫養比高於0.5，那麼說明這個國家人口紅利消失。

從出生率來看，中國人口出現兩個波峰：1957年-1970年超過2.3%，1982年-1989年超過1.5%。體現在勞動人口的數據上為 2005年-2035年之間將有超過9億的勞動人口(此處的勞動人口是按照國際標准15-64歲間的人口數量)。按照國際標准，撫養比小於0.5的時期為 人口紅利期。我國數據顯示2000年-2030年之間人口撫養比皆小於0.5，為人口紅利期。

考慮到“虛假勞動人口”(年滿15歲卻繼續受教育的人口)與國內外統計口徑的不一致，我們對撫養比的數據進行了修訂。具體做法是根據中國的出生率、 死亡率、初高中及大學的入學率、男女退休年齡等重新估算出真實勞動力人口。剔除樣本包括：15歲後繼續參加教育部分人群(包括高中、大學等)、女性 55-60歲退休人群等。從修正後的人口紅利來看，我國人口紅利期在2001年-2020年之間。從人口紅利總量來看，撫養比在2007年前後達到高峰， 也就是所謂的紅利峰值，隨後撫養比上升，但仍低於0.5的國際人口紅利標准，中國人口紅利遠未結束。

二、“劉易斯拐點”只是假象

所謂“劉易斯拐點”是勞動力從過剩到短缺的轉折點，是指在工業化過程中，隨著農村富餘勞動力向非農產業逐步轉移，富餘勞動力逐漸減少，最終枯竭。

這是由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劉易斯首創的概念。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發展模式可以分為兩個階段：一是勞動力無限供給階段。此時勞動力過剩，工資取決於維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二是勞動力短缺階段，此時傳統農業部門中的剩餘勞動力被現代工業部門吸收完畢，工資取決於勞動的邊際生產力。由第一階段轉變到第二階段，勞動力由剩餘變為短缺，相應的勞動力供給曲線開始向上傾斜，勞動力工資水平也開始不斷提高。經濟學把聯接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的交點稱為“劉易斯轉折點”。

如此一來，我們很容易論證目前中國是否處於“劉易斯拐點”的到來的關鍵點。目前工資上漲的主要驅動力是什麼？是勞動力市場的短缺導致，還是受到維持 生活的基本生活資料價格上漲影響？若目前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沒有出現明顯的惡化，工資上漲僅僅是由生活資料價格變動而導致的補償性上漲，那麼“劉易斯拐 點”已經到來的推論就不攻自破。

1、勞動力並沒有出現“真正”的供小於求

正如上文分析，我國人口紅利峰值的確已過，但遠遠沒有到結束期。農村勞動力的轉移仍在繼續，沒有出現農村勞動力轉移完畢或者緊缺的跡象。

從勞動力市場供求來看，我國城市勞動力供求關系仍較為寬松。2011年第一季度，供求關系維持在107:100的水平。結合曆年的供求數據來看，截 止到目前，城市勞動力市場整體供需關系仍然處於好轉的趨勢中。從區域勞動力市場供需來看，東、西部城市勞動力供給充沛。2011年第一季度，東、中、西部 城市供求關系分別為109:100、105:100和107:100。我國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並沒有出現較為緊張的跡象。

此外，農村勞動力絕對數量並沒有出現枯竭跡象。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大陸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現役軍人的人口中，居住在城鎮的人口為 665575306人，占49.68%；居住在鄉村的人口為674149546人，占50.32%。參考工業化國家65%的城鎮化水平，若按照目前71% 的勞動力人口占比估算，未來仍有1.46億農村勞動力可以轉移到城市中去。從日韓農村人口轉移規律來看，劉易斯拐點一般出現在城市化後期，表現為城市化率 增速減緩。但就中國數據來看，至少2010年前城鎮化進程仍處於加速狀態，絲毫沒有減速的跡象。

根據聯合國人口署估算，我國農村人口城市化轉移潮要持續到2027年。在斜率持續為正的轉移趨勢下，很難支持中國已經出現“劉易斯拐點”的結論。

2、農民工工資上漲屬於生活資料價格補償性質

第二個證據是農民工工資上漲的驅動力因素。由於農民工工資統計數據不全，我們結合農業部、勞保部以及各大調研機構的數據進行整理。盡管不同機構公布數據各年漲幅略有不同，但2003年-2010年整體增長水平基本一致。

從數據來看，農民工月工資從2003年780元上漲到2010年的1690元，增幅高達116%。相比之下，消費價格指數累計漲幅只有26.37%。表面來看，農民工工資上漲幅度超過消費資料的價格上漲幅度。

研究選用一組數據——全國平均月工資作為參照物對農民工工資上漲進行比較。數據顯示，2003年農民工月工資與全國平均月工資的比值約為 0.67，2007年這一指標數值下降到0.51，2010年只有0.55。綜合數據顯示，2003年-2010年全國平均月工資漲幅為199%，而農民 工工資漲幅只有116%，這說明農民工工資的上漲幅度低於全國平均工資的增速，工資上漲是全社會整體性的，而不是農民工勞動力市場的獨特情況。

另外一個指標可能更形象地說明農民工工資上漲究竟是主動性還是補償性的。我們選用農民工工資與北京和重慶的最低工資標准的比值為基准。最低工資標 准，通常應當包含以下三個部分：首先，維持勞動者本人最低生活的費用，即對勞動者從事一般勞動時消耗體力和腦力給予補償的生活資料的費用；其次，勞動者平 均贍養人口的最低生活費；最後，勞動者為滿足一般社會勞動要求，而不斷提高勞動標准和專業知識水平所支出的必要費用。一般來說，最低工資的上調，就屬於生 活資料價格上漲後補償性調高。檢驗結果顯示，從2004年-2010年數據來看，農民工工資整體上漲幅度低於重慶最低工資，而和北京市最低工資漲幅基本持 平。

3、是誰導致“劉易斯拐點”假象

農民工勞動力市場“工資上漲”與“民工荒”的確是事實，但我們也證明了這種現象並不是因為中國出現“劉易斯拐點”而導致的。2003年-2010年中，全社會工資水平整體出現了上漲。這斷然不是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導致的，原因在哪裏呢？

把研究的視野拓寬到整個宏觀框架中，不難發現我國農民工工資整體水平上漲與貿易順差大幅增長的時間節點存在某種意義上的一致性。

研究認為巴拉薩-薩繆爾森模型(下稱B-S)可以解釋這其中的原因。傳統的B-S理論認為，當一國可貿易品部門勞動生產率的相對增長速度快於外國 時，本國貨幣的實際彙率就會相對於外國貨幣升值。根據這一理論可知，當一國處於追趕型經濟周期時，低勞動力成本使得可貿易的制造業部門勞動生產率提高速度 更快，出口增長，該國貿易品部門對勞動力的需求將上升。如果經濟處於充分就業狀況，勞動力需求上升將引起貿易品部門工資的上漲，引起非貿易部門勞動力向貿 易部門轉移，非貿易部門的工資也將上升。工資水平的提高只能通過價格上漲來吸收，結果是一國物價總水平上升，在固定彙率制度下，會導致實際彙率升值。

中國的實際情況雖然也與上述機制相似，但細微之處不同。在我國經濟高速增長階段，大量資本性投入的增加使得貿易部門的中國勞動生產率增速高於發達國 家，出口增長吸引大量農村勞動力進入可貿易部門。在農村勞動力市場充沛的情況下，新吸引入貿易部門的工資水平保持不變，這也是目前業界判斷“劉易斯拐點” 是否到來的標准。但需要指出的是，這種認為只要農村勞動力供應量充沛，就能保持以不變工資吸引到足夠勞動者進入城市的推斷是理想化的。

一般來說，在追趕型與成熟型經濟體勞動生產率增速差擴大的同時，貿易盈餘將推升國內外貿易部門工資價格的趨同。這種趨同可以通過兩種方式完成：一種 是在浮動彙率下，伴隨彙率的升值帶動勞動生產率增速較快的國家的實際工資上漲；另一種是在固定彙率制度下，通過相對價格的上漲也就是通脹水平的提升，來完 成工資趨同這一過程。通脹的直接結果將導致生活資料的大幅上漲，迫使追趕型國家不得不提升勞動者工資，補償通脹導致的實際工資降低的損失，即使在低端勞動 力市場供給充沛的情況下亦是如此。

受到彙率定價朝貿易優勢傾斜的影響，彙率的低估進一步推升出口貿易優勢。在資本項目封閉的現狀下，強制性的結售彙制度迫使央行投放大量的貨幣，結果 就是經濟體系中過剩的流動性推升社會整體價格水平。生活資料價格的上漲迫使貿易部門新吸收農民工工資定價隨著生活資料價格上升而上漲。在有效補償生活資料 價格之前，即使工資出現大幅度上漲，仍不能有效吸引農村剩餘勞動力進入貿易部門。這也就是2004年-2010年為何盡管農民工工資出現大幅提升，但企業 仍出現“招工難”與“勞工荒”的根本原因。

三、勞動力市場內部失衡“推波助瀾”

當然，我國勞動力市場除上述原因外，也存在結構性的問題。

1、教育程度錯配：低學曆勞動者緊缺，高學曆勞動者過剩

從2000年-2011年第一季度供需雙方對教育程度要求數據來看，其中出現了明顯的“錯配”現象：大學及以上教育程度勞動力嚴重過剩，高中及以下勞動力供需逐漸緊張。

數據顯示，2008年以前，具有大學教育程度及以上的勞動者供給略大於需求，但從2008年下半年開始，具有大學及以上教育程度的勞動者供求過剩比 例超過50%。其中2010年第三季度這一比例超過65%。與此同時，高中及高中以下勞動力供需關系逐漸緊張。2009年以前供求關系基本平衡，過剩比例 控制在10%以內，幾乎不存在剩餘的勞動力，而2009年以後，這一過剩比例降低到5%，而在2011年第一季度出現負缺口，供不應求局面出現。

高學曆過剩、低學曆緊缺倒逼農民工工資上漲。在高學曆勞動者供需過剩、而高中及以下勞動者供需失衡並存的情況下，低學曆勞動者市場短缺將帶動工資的 上漲，而高學曆勞動者供需過剩將拉低高學曆勞動者工資的下限，最後出現的結果就是低學曆勞動者工資與高學曆尤其是本科生工資缺口逐漸減小，甚至出現趨同的 可能性，2007年甚至已經出現農民工工資超過大學生工資的現象。

2、年齡結構供需失衡：勞動力年齡中樞上移，“老齡化”加速

從城市勞動力不同年齡結構的供求關系來看，情況較為嚴峻。把勞動者分成四個年齡階段：16-24、25-34、35-44和45歲以上。分年齡階段 數據顯示，25-34歲勞動者供求情況十分嚴峻，供給小於需求，2010年開始出現負缺口；16-24歲供求關系亦不容樂觀，2009年出現供需最大的缺 口，隨後供需缺口逐漸閉合。這昭示著未來25-34歲的供求關系緊張的情況10年之內不會出現根本性的扭轉；35-44歲之間的勞動者供求關系盡管已經趨 於平緩，但供給剩餘缺口水平在降低；45歲以上勞動者市場明顯供大於求，這也是我國人口老齡化的預兆之一。

基於此，盡管我國人口紅利期仍可持續10年左右，但除勞動者內部結構性問題外，勞動者平均年齡增加也十分嚴峻。勞動力年齡結構的失衡也從另外一個方面弱化了我國人口紅利稟賦。

四、以彙率升值充分釋放人口紅利

困擾我國經濟的“招工難”、“用工荒”現象是由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同時、彙率升值幅度過小對經濟體系產生的B-S效應導致。

一方面，彙率低估使中國獲得較為明顯的出口競爭優勢，表現在貿易盈餘大幅增加。過多的貿易盈餘通過強制性結售彙制度迫使央行投放大量的貨幣，導致流 動性過量，推升經濟體系的價格水平，並提高農民工的最低生活成本。另一方面，彙率升值幅度過緩在一定意義上具有補貼性質，這種補貼使得大量缺乏競爭能力、 低效率的企業存活下來。正是因為低盈利能力企業的大量存在，在通脹推動勞動力價格上漲的今天，企業無法支付得起可以補償農民工生活成本的工資水平，導致 “招工難”與“民工荒”的現象的產生。

國內許多經濟學家常以“貨幣升值降低企業出口競爭優勢，會導致大量企業破產”為理由，反對人民幣大幅升值，但我們並不認同這種邏輯。目前出現如此結果正是因為前期彙率升值幅度低於勞動生產率增幅，在一定程度上阻礙彙率升值倒逼企業自我升級的能力，降低了企業自我提高的外生驅動能力，結果是低效率企業無論在“幣值重估”還是“人力成本上升”過程中都不再具有優勢。

對此，我們堅持認為只要中國勞動生產率保持較高的增速，相應幅度的彙率升值就成為釋放人口紅利的必經之路。毋庸置疑的是，從短期來看，彙率一定幅度的升值的確可能造成部分出口制造企業的破產或倒閉。

彙率升值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中國可貿易部門甚至非可貿易部門的就業。對此，我們建議實施積極的彙率政策的同時，可以利用積極的財政政策來抵消彙率升 值帶來的負面影響。一方面，給予具有技術創新優勢或具備創新性的企業補貼，幫助其邁過初期門檻，這類企業的經濟效率高，產品附加值高，勞動生產率提高潛力 大，對中高端技術人員需求大，不但可以從產業以及微觀層面助推我國經濟結構轉型，也有助於改善我國高學曆勞動力供過於求的現象；另一方面，積極的稅收減免 政策也是十分必要的。我國財政收入增速較快，具備較大規模減稅的財政基礎。稅收的減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社會整體收入水平，促進消費，抵消升值對宏觀經 濟短期影響。

總之，任何的改革都存在機會成本，彙改亦如此。提高彙率升值空間和勞動生產率增速之間的匹配程度，可以釋放彙率在實體經濟中的優化作用，倒逼產業結 構的轉變，改善勞動力市場的內部失衡，解決目前中國高學曆勞動力過剩的問題。在提高彙率波動的同時，輔以積極的稅收政策，平滑升值帶來的短期經濟波動，促 進內需產業的發展。值得一提的是，這一切並非一蹴而就，而是一個中長期的過程，但只有這樣在真正的“劉易斯拐點”到來之前我國面臨的難題才能得以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