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中国女大学生理解在中国追求劳动正义的代价

2018年1月26日
英文报告

 美联社作家: Erika Kinetz

 
那位初识中国工厂生活艰辛的年轻女性只见过那个男人聊天账号的头像,他自称Kalen(卡伦)。 照片中的男人在一处夜幕中的时髦摩天大楼里,他拿着一个纸杯,露出有些勉强的微笑。

 

余春燕和她的朋友不知该如何评估这个人,有人认为他的眼神狡猾,也有人说他有某种英雄般的英俊。

 

余春燕也持怀疑态度。作为工厂工人的女儿,她通过在工厂打工赚取自己的大学学费。2016年夏天,她和其他成千上万的学生们在一家苹果供应商(AAPL)上班,一刻不停地组装着苹果手机,但他们并未获得全额工资。

 

Kalen向他们提供了帮助——并且不要求任何回报。

 

这让余春燕觉得很可疑。如果她在自己23年的生活中学到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这类纠纷往往不利于中国工人。但几年来,自杀事件、血汗工厂丑闻促使包括苹果在内的一些公司重新考虑他们对于公平工作环境的措施。

 

目前,越来越多的品牌——包括苹果、耐克(NKE)、Gap(GPS)、Levi Strauss和H&M Group等等——都已经将透明度作为优先事项,并对其全球供应链的条件承担公共责任。Kalen所在的中国劳工观察或其他类似的劳工权益组织可以在这些公司中发挥监督作用,帮助他们了解供应商的真实情况。

 

但并非每个人都采取了这种新的方式。

 

当中国劳工观察向伊万卡·特朗普的品牌反映其中国供应商虐待工人的指控时,她的公司拒绝合作。它没有对这些指控进行任何公开调查:强迫加班、最低每小时1美元的工资、粗暴的言语和身体虐待,其中包括用高跟鞋尖处打伤一名男子头部的事件。

 

伊万卡·特朗普保持了沉默,她对自己的同名品牌仍持有所有权但不再紧密参与管理工作。对此报道,伊万卡本人及其品牌都拒绝发表评论。

 

与苹果不同,她的品牌并未公布其供应商的身份。事实上,自从第一任女儿参与白宫事务以来,其品牌的供应链已经变得越来越不透明。

 

但在2016年夏天即将结束的时候,余春燕还不知道她即将在地缘政治和企业社会责任方面学到教训。她想要的只有一样:她的工资。而她能看到的要回工资的办法只有一个:那个有着奇怪英文名字的陌生人。

 

卡伦和中国劳工观察将不仅仅将余春燕和苹果公司联系起来,最终也将把她和美国总统的女儿联系起来。他们之间相互交织的故事凸显了苹果和伊万卡·特朗普的品牌在职场公平方面所采取的不同态度和措施——以及这些决定对中国实地的影响。

 

直到一年多后,余春燕才会发现卡伦究竟是谁。

 

求助无门

 

当余春燕还很小的时候,她的父母去了广东省南部一个新兴城市的工厂工作。童年时代,她经常一整年都见不到父母。

 

这样的命运在中国很普遍,余春燕在河南省的爷爷奶奶家里长大。

 

发生在余春燕身上第一件不平凡的事就是她的中考:中游成绩的她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绩,甚至比班里的优等生得分更高。

 

这样出人意料的成让余春燕感到自己有着巨大的潜力。她飞快地跑去去告诉母亲。

 

她母亲冷淡地回应了一句:“哦”。

 

余春燕的考试成绩带来了某种令她父母感到不安的可能性:她不会早早结婚,给他们生下孙子,并开始赚钱养家。

 

父母对于她的志向十分警惕:卓越的表现只会带来膨胀的期待,这正是她父母担心的那种,会压垮一个人自我的东西。最好是安分守己,不要超过那条没有风险的地平线。

 

余春燕不同意这种看法。她下定决心: “只要我想要什么东西,我就会得到它。”

 

父母同意她继续读书,但如果余春燕想上大学,她必须自己付学费。

 

于是她也就这么做了。她进入了河南省的一所大学。她最终希望能做一些创意方面的工作,比如设计。而与此同时,工厂的工作算是一个不坏的赚钱的办法。

 

2016年7月,余春燕成为了无锡捷普(Jabil)绿点工厂流水线上的一员。她每天工作12小时,负责将iPhone 7的后盖卡入模具中并传到流水线的下一个环节。

 

“这似看起来很简单,”余春燕说。 “但如果你一整天都在做这个,你的手会很累,这一般是男人的活。

 

据余春燕说,她所在小组的生产指标不断增加,从每天2000个单位增加到5万个单位。她开始感到头晕,手部疼痛。她想:“这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2016年8月,她辞了职,没有理会关于提前离职将导致工资被扣除500元人民币(按目前汇率约79美元)。

 

余春燕乘坐12小时火车回到了学校。9月10日,她的银行账户里收到了最终的工资。让她惊讶的是,工资比预计的4930元少了1100元。她的工资本应付清她的学费。现在不够了。

 

“我特别生气,”她说。 “我觉得无论如何都得拿回我的钱。”

 

给工厂和劳动中介打过电话后,她得知工资中被扣除了一系列奇怪的费用,一些是合法的,另一些不是。

 

余春芽向绿点的工会寻求帮助。 “没用,”她说。她打电话给当地的劳动局,但是没人接。

 

中国的社交媒体上,余春燕也在其他学生工(农民、工厂和建筑工人的孩子们)中发现一片绝望的声音,他们在微信、QQ和微博上吐槽被克扣工资的烦恼。

 

“每个人都是一副‘与我无关的态度,’’湖南科技大学电器工程专业的学生庄华谦(音)说。他整个夏天都穿着类似航天服的无尘服组装苹果手机。

 

争议中的一名劳务中介丁岩说,他的公司没有做错任何事。“工资是我们的底线,我们永远不会少付工人工资,”他说, “我不会拿自己的牌子冒险。”

 

沮丧的学生们转向媒体。有几篇文章详细描述了他们的投诉,但余春燕和另一名学生称相关的文章陆续消失了。他们猜想,报道是否受到了审查?

 

当地政府在官方微博上发表文章说,当局迅速采取行动,已经有2100多名学生拿到了应得工资。文章也附上了一个工人可以拨打的投诉热线号码。

 

无锡市劳动保障监察总队负责人陈建斌表示,他们的团队需要区分和理清口头合同、非正式的中间人,以及据称是劳务中介为了诋毁竞争对手而提出的虚假投诉。

 

“我们尽全力提供了帮助,”陈建斌说,“那些学生生活也不容易。

 

但是很多学生仍未能拿回工资。

 

愤怒之下是越来越多的绝望。他们试过的每一个办法都失败了。他们求助于自己认为可以相信的力量——社会、政府——却没有获得任何帮助。

 

“世界充满了好人”

 

然而,有一个人提出要帮助他们。这个人自称为Kalen。

 

13年前,卡伦自己曾在深圳的一家电话工厂工作,负责剖光一个中国品牌的廉价座机电话。但直到有天他无意走进当地一家劳工维权组织的办公室,他都不知道自己的工资没有达到法定最低标准。

 

这个发现让他震惊。他在准备案子的同时,也在那个组织的阅览室里阅读了大量有关劳工权利的书籍。两个月后,他通过当地的仲裁小组要回了3000元的欠薪。

 

卡伦想知道还有多少其他工人像他一样,对自己的权利一无所知。他辞去了工厂的工作,全力帮助工人们了解如何运用中国法律来保护自己。

 

卡伦把他以证据为基础的方法带到了中国劳工观察,许多学生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组织。他向他们介绍了该组织过去与苹果供应商的合作,并教他们如何计算欠款。在收集了200多名工人的工作时间和工资细节的同时,他告诫他们要说实话。

 

“实事求是,”他在QQ上写道。

 

9月,中国劳工观察要求苹果介入。苹果派出了一个当地小组进行调查,小组报告称已有2501名学生收到了欠薪。

 

但是很多工人说他们的工资仍未结清。

 

当Kalen询问有没有工人愿意给苹果写一封信的时候,余春燕很犹豫:她会不会因为说出真相而被学校开除?

 

“我赚这个钱真是太难了,”她说, “只要还有一点希望我都想试试。”她熬夜到凌晨,写下了发生的一切。

 

9月28日,李强将余春燕的信发给了苹果。

 

五天后,苹果回复了:公司已经做了进一步调查,将会确保工人获得一天的培训工资和吃饭期间加班的工资。

 

“捷普公司花了数百小时的时间去联系大约17000名员工,”捷普社会和环境责任副总裁埃里克·奥斯特曼(Eric Austermann)在给美联社的电子邮件中写道,“虽然往往没有工人的电子邮件地址、电话号码或其他常用联系方式,但捷普仍联系到了95%的员工,并付清了他们的工资。”

 

根据捷普绿点和苹果公司2017年10月发给中国劳工观察的电子邮件,工人们一共获得了超过270万元人民币(按目前汇率计算为426,000美元)。

 

苹果公司拒绝就此事置评。

 

学生的工资几百、几千元的逐渐到账。这是学费、伙食费,是避免负债的一个方式。到十月底,余春燕收回了全部欠薪。

 

她对整件事感到印象深刻。她将之前为Kalen写的信稍加修改,作为一封证言和自白书发布在中国劳工观察的网站上。

 

“由于这次经历,我相信世界充满了好人,无私奉献的人,”余春燕说道,“我希望加入一个公益组织,我希望帮助别人。”

 

但中国正在改变。数百名维权律师和活动分子在执政共产党清扫威胁的镇压中被牵连。其中与境外有联系的,比如中国劳工观察,被认为尤其可疑。

 

余春燕还未能理解她逐渐增长的理想主义背后的危险。

 

那可能是我

 

春节过后,余春燕搬到了上海,一个她只在照片见过的城市,开始在那的一家室内设计公司上班。 2017年3月,在从工厂讨回欠薪的五个月之后,余春燕通过微信与Kalen重新取得联系。

 

Kalen告诉她,中国劳工观察可能需要找人去做卧底。

 

中国劳工观察当时正逐步接近制造伊万卡特朗普商品的工厂,包括赣州华坚国际鞋城有限公司在内。

 

但回到工厂的艰苦生活超过了她的接受范围。

 

“我需要让自己向前走,”她说。她想学英语、好好打扮、减肥。

 

中国劳工观察最终派出两名男子进行卧底。他们拿到了一名经理斥责工人将鞋子顺序放错的视频。

 

“如果又让我看到他们搞砸了,”经理喊道,“我就在这里揍你。三名目击者向美联社表示,另一名工人被经理用高跟鞋的尖头击中,头部滴血。

 

在赣州经营该工厂的华坚集团否认所有指控,称其“完全不真实、不能反映实际情况、被夸大”。 4月,中国劳工观察给白宫的伊万卡·特朗普写信,列出了初步调查结果。

 

她没有回应。

 

根据美联社阅读过的电子邮件和会议记录,多年来,三星电子、Gap、Target(TGT)、沃尔玛(WMT)等公司都认真对待中国劳工观察,对批评作出回应或亲自与李强见面。在中国劳工观察揭露了恶劣的工作条件后,华特迪士尼(DIS)与至少一家供应商断绝了关系。

 

“我们对苹果做调查是因为苹果是一家美国大公司,”李强说, “如果苹果做出改变,其它公司也会跟随,现在伊万卡是这些公司中最有名的人,如果她能做出改变,其它公司也会改变。”

 

但这个计划最终适得其反。

 

五月底,三名中国劳工观察调查人员被捕,他们被指控非法使用秘密摄像机和监听仪器。

 

调查员华海峰是其中之一。警方此前曾警告华海峰放弃对华坚的调查,但他还是继续下去了,李强说。

 

华海峰是一个精瘦的、不易惊慌的男人,他似乎已经接受,按自己相信的价值来生活的代价将会是恐惧。

 

在中国劳工权利领域工作十多年的时间里,华海峰帮助了成千上万的工人收回欠款,同时也一边想着自己什么时候会被迫停止这样的工作。

 

现在他停下了,并且36岁的他还被迫与妻子和两个孩子分开。

 

在赣州看守所里,华海峰与陌生人共用一把牙刷。他被锁在一个人满为患的牢房里,用来睡觉的木板面积不够,他晚上只能躺在一个水桶旁边的水泥地板上。这个水桶是大约20名男子的厕所。他们在里面加了水和肥皂,希望泡沫能某种程度上消除人类排泄物的恶臭。但这没有起效。

 

这是中国劳工观察17年来首次有调查人员被捕。警方突击搜查该组织在深圳的办公室,并带走了他们的电脑和文件,李强说。

 

在纽约的办公室里,李强疯狂地工作着,试图将调查员救出。他深信自己组织运气的转变是由于他们的调查对象:美国总统女儿的品牌。但他没有证据。

 

伊万卡·特朗普——和她的品牌——对逮捕事件未作出任何评论。

 

Kalen在哪里?

 

被捕事件之后的几天里,余春燕在上海的一家设计公司找了一份新工作,但是她在绿点工厂的经历并未完全过去。她说:“我喜欢能够帮助更多人的工作。”

 

她收到了中国劳工观察李强的好友请求。她发消息给Kalen,想问问李强是什么人。

 

Kalen一直没有回复。她想知道他出了什么事。

 

6月5日,美国国务院呼吁立即释放中国劳工观察的三名调查人员。

 

中国外交部回应说,其他国家“无权干涉我国的司法主权”。国有媒体报道称,三人试图窃取商业机密并将其出售给海外。

 

6月6日,李强写信给在白宫的伊万卡·特朗普,描述了她品牌供应链中他称为“极端的工作条件”。“你的言行可以改变这些工人的生活。”他写道。

 

他没有收到回复。

 

她的品牌将供应链的道德原则称为“重中之重”,但同时也坚称供应商由许可人负责,这些许可人是与伊万卡·特朗普品牌签订合同,为他们制造手袋、鞋子和服装合同的公司。

 

该品牌表示,华坚工厂自3月以来就不再为其制造鞋子了,但中国劳工观察于5月获得了一份生产近1000双Ivanka Trump鞋子的生产计划。

 

六月下旬,30天监禁后,三名中国劳工观察调查人员获得保释。华海峰抱着儿子从赣州派出所走出来。

 

华海峰拒绝为此报道接受采访。他的律师称警方命令他不要和媒体接触。他的保释条件规定,他必须每周向警方报导,不得擅自旅行。这样的条件,再加上他的犯罪嫌疑人身份,让他在自己家乡的小镇很难找到工作。

 

七月,华海峰在向警方请求允许,前往三小时车程的武当山进行一次家庭度假。

 

但当一些外媒的报道引用了华海峰之后,60多名便衣警察出现在他与家人共进晚餐的餐厅中,拍了拍他的肩膀。第二天早上,警察将华海峰遣送回家,留下妻子邓桂莲(音)一个人带着孩子在道观里转悠。

 

由于丈夫失业,邓桂莲在当地一家卡拉OK厅找到了一份卖饮料和零食的工作,从晚上6点到凌晨2点。下班后,她会回到附近的宿舍,和一名女同事共用一张有着史努比床头板的床。

 

她一个月放三天假,这三天,她能见到四岁的儿子波波(音)和七岁的女儿晨晨(音)。

 

“他们好像很习惯没有妈妈在,”邓桂莲说,有些不安地微笑着。

 

每周一上午,华海峰在将孩子送到学校后,都要开车经过一片杂草丛生的空地和冒出的浓浓白烟的工厂,去向南漳县的当地警方报到。

 

起初,他们向他说教:改变职业,保持沉默,过一个正常的生活。现在,他通常只是签上自己的名字,他的妻子说。但是很明显,一不留神就会引起地方当局的愤怒。

 

南漳县、赣州市和江西省警方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十月,李强再次给伊万卡·特朗普和她的品牌写信。

 

他说他没有收到回应。

 

伊万卡·特朗普的行动表明,“她不关心这些制造产品的工人,只关心利润,”李强在一封邮件里写道,“作为公众人物,她不仅有能力和资源去改善自己品牌工厂的工作条件,更能帮助改善整个全球供应链的劳动条件,但她没有利用她的影响力去做这些事情。”

 

一个普通人

 

在一个十月的傍晚,刚过6点,余春燕离开了办公室,走过上海曾经的法租界——中国最发达城市富裕的中心地带。她走过厚厚的、在渐暗的天色里显得发黑的梧桐树,步入一个隐蔽的茶馆。

 

余春燕打开一个包间的滑动木门,带着一个大大的、紧张的微笑朝里看去,里面是美联社记者,她此前答应接受采访。她穿着一件厚实无色的毛衣,尽管天气很冷,她还是穿了一双白色凉鞋,穿着长袜的脚露在外面。

 

余春燕脱下鞋子,在榻榻米的桌子边坐下,尽量远离那个可滚动的iPad中一系列花哨的茶水菜单。她开始说起Kalen,掏出手机翻到他们微信上的对话。

 

在那张小小的头像照片里,是一张熟悉的面孔。

 

“你认识他吗?”她惊讶地问道。

 

美联社已经连续几个月对他进行报道。

 

Kalen就是华海峰。

 

余春燕不知道她认识的Kalen就是在调查伊万卡·特朗普供应商时被捕的华海峰。她静静地听着他的消息,关于讯问和监视,关于他儿子突如其来的噩梦,关于监狱和那个尿桶。

 

她的眼睛泛着泪光,面前精致的蛋糕一口没动。

 

一小时后,她给Kalen发了一条微信给。

 

“你工作的行业有很多风险吗?”她问。

 

风险取决于政治,他写道,以及你所住国家的状况。“从一开始,我就预料到这样的事情会发生,”他告诉她,“所以这不是运气不好,这事迟早都会发生的。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还会做同样的事吗?”她问。

 

“会,”他回答。华海峰对余春燕说,他必须过一种能体现他的价值观的生活。他试图给她一些鼓励: “我不是说每个人都得付出那么大的代价。”

 

但是余春燕感到,华海峰那种反抗的力量是没有把握的,失败了很正常。她开始在心里重新审视理想主义的风险。

 

“我没法做这样的事,”余春燕说。

 

十一月下旬,她离开上海,回到了父母家。

 

“我想成为一个普通人,”她说,“我不想卷入有争议的事情。”